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各个层级，都对国外的**基金运作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自身特点，往往掌握着巨大的国有资产，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管理模式。过去的计划经济指令系统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运作，而在西方现有的以私人产权为主的市场经济中，国有资产的管理经验又比较少，所以像挪威**基金和新加坡淡马锡基金这样的凤毛麟角，就成为难得的学习对象。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产业政策扶持，各级政府很愿意在产业扶持过程中通过产业基金的形式加以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这一段时间屡屡组建各种各样的投资基金，介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如合肥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早几年在京东方上的投资成功，以及随后的合肥长鑫、蔚来汽车等项目，逐步在舆论界获得“最牛风投”的外号。
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在寻求国有资产管理和产业基金建设的**方式中，是不是可以以国外**基金作为参照呢？
的确，无论是挪威还是新加坡，其**基金的运作都相当成功。挪威**基金现在已经突破1.2万亿美元的市值，近二十年来年均回报率稳定在百分之六左右。这对中国政府要求的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来讲，非常有吸引力。其次，无论是挪威还是新加坡基金管理模式都是市场化的。**基金从市场招募人才，市场化管理，杜绝了国有企业中的官僚主义习气，从而保障了运营的效率。这方面确实也是值得中国学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金往往来自于小国政府，因此它们的运行和投资对象往往是国际市场。在本国市场以外寻求高回报的投资项目，目标是财务性质的投资回报率。比如挪威**基金，起因就是油田的意外发现，于是挪威政府出于把这笔“意外之财”留给子孙后代慢慢分享的平均消费原则，构建了这个**基金的最初形态。因此这和产业基金的目标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本地的高科技企业，除了实现财务上的高回报以外，还需要关注当地的就业和GDP增长。那么在这两个目标出现冲突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权衡和取舍呢？这是国外的**基金没有遭遇的问题。
产业基金的这个特点和国外的私人天使基金更加类似。所以也有人把合肥政府的这类投资归类于金融天使基金。但是天使基金来自于私人，尤其是大财团或者**富豪，他们有能力承担金融投资的失败风险，特别是这类投资往往具备的高失败率。我们在普通的股市投资中，尚且警告散户“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么让掌握着全体纳税人的公共收入的地方政府去扮演这类比普通股市投资风险程度还要高的天使投资人角色，其理论基础又在哪里呢？
产业基金似乎应该更加多地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传统角色联系起来，为私人金融投资者铺平投资渠道，解决信息通畅，构建产业公共设施和解决不同厂商的协作难题。而不是越来越像私人金融资本一样，去角逐金融市场的高风险和高回报。那样的话，道德风险问题难以回避，一两次的成功不能具备普遍推广的经验。
中国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这些国外政府**基金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在于：国有资产承担了一定的公共属性，而国外**基金没有这个负担，只需要在国际市场按照普通投资者的标准运行即可。国有资产需要保值增值，但又不仅仅为了保值增值而存在。如果完全为了在金融市场上获益而存在，那么其实就是取代了私人金融资本的地位，相当于裁判员下场当了运动员，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前一段时间，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国进民退，其出发点就是观察到国有资本在不少普通的竞争性产业领域趁着经济衰退期民营资本出现困境而逆势扩张。这样的观点当然不符合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总体趋势，但是也需要注意，因为过度强调保值增值带来的弊端，让国有资产回归应有的公共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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